可見，從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確實存在著我們所說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和現代新儒家。那麽，何以有人對“現代新儒家”概念進行質疑呢？這些質疑是否科學呢？
據我所知，最早將“現代新儒家”這一概念形諸文字者，是方克立先生。他在《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發表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將“現代新儒家”界定為：“在20世紀20年代產生的以接續儒家‘道統’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學為主要特征、力圖用儒家學說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他還進而說明，因為區別於先秦儒學的宋明儒學，在曆史上被稱為“新儒家”，所以他把20世紀以複興儒學為幟誌的這個流派稱為“現代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家”。應該說，方克立先生這個界說，是很清楚的，不會引起歧義和誤解。此前，李澤厚先生曾用過“現代新儒學”的概念。[44]我認為，方、李二人指認的是同一個東西，盡管在具體理解和評價上可能存在著差異。1986年10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通過“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為“七五”重點研究課題。至今，報刊發表的專門論述現代新儒家（新儒學）的文章，已有10來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在組織編輯《現代新儒家論集》。總之，“現代新儒家”在學術界已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第一個對“現代新儒家”概念表示疑義的是張岱年先生。他在給中央黨校作的“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的學術報告中，不同意把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先生劃為新儒家。他認為，梁先生既讚成儒家，又讚成佛家。熊先生由佛歸儒，推崇《易傳》，推崇孔子，“說他是新儒家、他本人也未必能接受”。馮先生既繼承發展了程朱學說，又接受了柏拉圖主義。賀先生既讚成理學，又宣揚黑格爾主義。他們兩人在新中國成立後都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賀先生還入了黨，“說他們是新儒家是不妥當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