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采用的“現代新儒家”概念，與宋明新儒家有著明顯區別，根本不存在“造成混亂”的問題。在“新”之前加上“現代”（Modern），並不會造成同義反複。“現代”指五四以來；“新”，一指其接續宋明儒學而又不同於宋明儒學，有著強烈的文化失落感而又要重建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價值體係；二指其用儒學融合西學，華化、儒化西學，以謀求現代化，這是此前任何儒家所不具備的特點。可見，“現代新儒家”概念內涵確定，指代清楚。近年來，社會上和學術界都存在著對孔子和儒家評價越來越高的傾向。“半部《論語》治天下”，甚至“一句就可以了”的聲浪，已經多次在學術會議上掀起。一心為孔子“平反”的嚴北溟先生心目中的孔子，是古代智慧和仁愛的象征、仁學具有反專製主義、反禁欲主義、反蒙昧主義、反侵略主義、反神道主義、反主觀主義等特征，幾乎包蘊了現代理性精神的全部。杜任之先生筆下的孔子思想學說，全部是“精華”。匡亞明先生筆下的孔子，仍然是大成至聖先師的形象。高度褒獎孔子的巨著《孔子評傳》，一印便是幾萬冊、且被譯為外文，流播海外。這些推崇孔子和儒家的著名學者，並不認為儒家概念是貶義詞。與這些誌得意滿的學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曆來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曆史持否定性評價的蔡尚思先生，已經不止一次在學術會議上受到口誅筆伐，以至有人認為蔡先生“勢單力孤”。近來發表的關於“現代新儒家”的文章，評價分歧較大，並非一味貶低，相反，有的充滿讚美之辭。因此，使用“現代新儒家”概念，並不會“有礙於對哲學思想體係作出客觀的、公正的評價”。這就好像我在本文中用過去帶有統戰甚或貶斥色彩的“先生”一詞來稱呼蔡尚思、張岱年、方克立等人而並不否定他們是共產黨員及其獨立人格精神，也不抹殺我對他們的欽敬之情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