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上的文化價值論，現代新儒學的大師們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文化重構觀。
從總體上看，新儒學大師們的文化重構觀有兩個特點：第一，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應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但要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方能創造現代中國的新文化。第二，中國文化有著內在的不足之處，應當結合當代世界的現實，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予以創造性的轉化。但是，其思想前提是要承認中國文化的一切價值，確認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沒有任何不足。
唐君毅反複申論，要重構中國文化，創造能適應時代條件的新文化，應當首先確立一個根基：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本原。他認為，我們必須“先肯定中國文化之一切價值”，才能談接受西方文化的問題。“在評判中西文化之長短時，吾人之標準，亦不能離開中國思想之根本信念。”[61]唐君毅之所以有這種思路，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著高度的信心，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深情。他堅信，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永不磨滅，“如人類存在，吾絕不信此價值可被磨滅，而為人所抹殺”。“吾不信中國曆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同時，唐君毅也“不諱言中國文化之短，以至強調吾人之短，以便改過”。他承認，中國文化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製度和科學技術，因而中國未能實現現代化。他還認為，較之西方文化的長處，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點是缺少金字塔和十字架。中國文化精神覆天蓋地，但缺少一座由地達天的金字塔。同時，也缺少能經緯人的精神的十字架。而人無十字架可負，精神就難免收斂而入睡，如矗立之傘不能撐開。因此，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以撐開此傘。他還指出，中國文化的“圓而神”的精神中，缺少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圓而神”的精神，不偏執於任何文化理想，靈活變通，有其好的一麵。但這種變通、不偏執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牽累，而流於圓滑虛偽。中國社會的偽君子多，苟活者眾，皆與此有關。因此，中國文化必須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執著於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吾人今日必納方於圓，以撐開此傘。或由中國文化精神之圓中，化出方來。”[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