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康有為思想體係而言，特別是就其托古改製的理論而言，《春秋董氏學》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康有為其他變法改製的著作相互聯係，構成一體。
前文談到，康有為公羊學理論體係主要由《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和《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等著作構成。其實，《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的影響和價值，遠遠比不上前三書。《新學偽經考》出版最早，於1891年就已出版。《孔子改製考》和《春秋董氏學》兩書，基本上是同時開始寫作、同時完成、同時出版的。據康有為自編年譜的記載，1894年11月到12月間，康有為寓居廣西桂林40天，“桂林山水極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製考》”[91]。1896年，康有為講學於廣州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92]，1897年冬天，“幼博（康廣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譯書局刻《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日本書目誌》成”[93]。他寫作並出版這兩部著作的時期，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民族災難極為深重的時期。康有為領導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清朝政府拒和、遷都、變法，表現出正義的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所撰寫的《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製考》，其直接的目的和意義，當然在於變法維新，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從兩書的內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新學偽經考》是采用以破為主的方式，通過對傳統經典真偽的考辨，力辟劉歆等人作偽經、亂聖製、篡孔統的“新學”，為其春秋公羊學的推行開辟道路；《孔子改製考》是采用以立為主的方式，通過對上古秦漢創教改製等事件，以及漢武帝及其後的儒教一統的考證，正麵闡發其變法改製理論。《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製考》一樣，也是采用以立為主的方式，通過對董仲舒《春秋繁露》摘引匯編，分別加以按語，正麵闡釋其孔子改製、《公羊》大義的理論觀點。因此，《新學偽經考》是破，是反，《孔子改製考》和《春秋董氏學》是立，是正。一破一立，一反一正，相反相成，都是康有為變法改製理論的思想武器，都是為了改變新莽以後“削移孔子之經而為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製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暗而不明，鬱而不發”[94]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