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作為廣東南海人，長期浸潤於嶺南文化，其行事做文，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廣東特色。
梁啟超在《康有為傳》中，對於粵人在全國範圍的地位和影響，有簡明的論述，並透過這種論述而揭示了康有為在嶺南以及全國的地位。他指出：“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自先生始。”[99]這當然是對康有為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還指出，康有為為人做事，頗為自信，不為外力所屈，“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100]。從康有為的一生特別是其《公羊》經學思想看來，應當說，這是很準確的。根據梁啟超所談這兩點，我們可以說，康有為是廣東人中的傑出者，也是其代表者。其真正最有廣東人特色的，便是“《六經》皆我注腳”的風範。這種風範的本質，便是務實精神，是不拘一格，為我所用。
關於嶺南文化的特質，學術界有過研討，見仁見智，難以統一。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認為嶺南文化具有“務實”的特征。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於廣東文化北伐論、廣東文化沙漠論、珠江文明優於長江文明黃河文明論的論爭，到這兩年廣東全省開展的“廣東人精神”討論，以及深圳的“深圳精神”、廣州的“廣州人精神”、佛山的“佛山人文精神”等的討論，都有一個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廣東人比較實際。去年經過民間、學術界和官方互動，初步形成的關於“廣東人精神”的共識性概括是：“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101]當然，對於廣東人的“務實”的內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平實地說，務實，就是沒有框框，講求實際，怎麽有利怎麽幹。這和“《六經》皆我注腳”在思想實質上是一樣的。康有為《春秋董氏學》一書，顯然具有這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