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經驗主義開拓了科學哲學的“語言學轉”，在區分觀察語言與理論語言的同時，也區分了發現問題和證明問題，認為研究證明問題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使命，而發現問題則不屬於科學哲學家的任務。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中指出：“對於發現的行為是無法進行邏輯分析的；可以據以建造一架‘發現機器’，並能使這架機器取天才的創造功能而代之的邏輯規則是沒有的。但是，解釋科學發現也並非邏輯家的任務；他所能做的隻是分析所與事實與顯示給他的理論（據說這理論可以解釋這些事實）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邏輯所涉及的隻是證明的前後關係。”[1]
一、漢森的《發現模式》
N.漢森非常不滿意邏輯經驗主義專注於證明問題而不顧發現問題。在《發現的模式》一書中，漢森認為科學的發現過程遠比研究結果更豐富，也更有意義。這是因為，科學發現過程絕不是簡單的歸納過程，也不是事實材料的簡單堆積。例如，物理學理論提供了一些使經驗材料在其框架內成為易於理解的模式，這些模式乃是概念的格式塔。理論不是由所觀察到的有關現象的各個片斷堆砌而成的，它還使人們有可能去進一步察覺一些現象，而科學理論就是把現象安排成有條理的體係。這些體係是按反向程序，即以逆推方式排列起來的。理論是作為顯露前提所必然會得出的結論總和出現的。物理學家從所觀察到的現象屬性，力圖找出一種能獲得基本理論概念的合理方法，借助這些概念，那些現象屬性就可以得到切實可靠的解釋。[2]在這裏，漢森刻意強調了假說的形成在科學發現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來，科學理論的發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歸納，而是對異常現象的“逆推”，這種“逆推”就是形成對現象解釋的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