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的解釋和理解的問題上，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所謂的“修辭學轉向”，例如，Herbert W. Simons早在1990年就發表了《修辭學轉向：探索行為中的發明和勸誡》（The Rhetorical Turn：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筆者在澳大利亞訪學期間也接觸到了科學修辭學問題的大量文獻。
如何解釋認知，用什麽原則解釋知識，是哲學的重大使命，是近現代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同樣也是後現代思想密切關注的理論熱點。
在愛丁堡學派的布魯爾提出“對稱性原則”之前的思想家，包括古代的和近現代的思想家，在如何解釋知識問題上，存在一個漫長的思想傳統，即用自然的原因解釋知識的成功，用社會原因解釋知識的失敗。如果我們的認識成功地發現了真理，那是由於我們尊重了自然規律；如果我們的認識誤入歧途，那是由於我們受到了社會因素的製約。我們可以把這種思想傳統概括為認識論評價中的“雙重標準”：用不同的標準評價同類事物。
其中弗蘭西斯·培根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來，真正的科學來自於實驗與理性密切結合，“經驗主義者好像螞蟻，他們隻是收集起來使用。理性主義者好像蜘蛛，他們從他們自己把網子造出來。但是蜜蜂則采取一種中間的道路。他們花園和田野裏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種力量來改變和消化這種材料。真正的哲學工作也正像這樣” [1]。但是，為什麽會出現錯誤呢？“因為沒有什麽誰像神化錯誤這樣有害；然而要求把自己變成崇拜對象的這種虛榮，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種病症。在這種虛榮驅使之下，某些近代的人正以極端輕浮的態度拚命追求這種虛榮，甚至竟想根據《創世記》第一章，根據《約伯記》以及《聖經》的其他部分來建立一個自然哲學的體係”。[2]培根還把這些病症歸納為四種假象：第一類叫做族類的假象，第二類叫做洞穴的假象，第三類叫做市場的假象，第四類叫做劇場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