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圖爾曾經是對稱原則的堅決支持者和實踐者。他在1992年的著述《Aramis或技術之愛》（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一書中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堅持理解的對稱性，那麽我們就不能研究技術設計。如果我們說一個成功的設計在構想的時候就是成功的，而一個失敗的技術在構想它的時候就是失敗的，那等於什麽也沒說……技術設計的成功和失敗必須被對稱地看待。他們在不斷地得到或失去實在性的程度，以至於成功的設計就在於不斷地得到了實在性，而失敗的設計也在於不斷地失去實在性。這並不是在它們構想階段或孕育階段就注定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技術設計在初始階段都是可能的，存在性是日後不斷增加的，所以它們能夠強大起來，能夠增加支持者的信心，打擊反對者的信心。”[1]
但同時，拉圖爾也發現了對稱原則存在著嚴重的理論問題。拉圖爾在《社會轉向後的再轉向》（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這篇著名論文中指出：“然而，這種對稱原則卻非常成功地掩飾了布魯爾證據的不對稱性。社會被用來解釋自然！我們是在用一極解釋另一極……直到今天布魯爾還沒有意識到，如果不引進更激進的對稱，布魯爾的對稱原理就不能得到矯正。對布魯爾的對稱原則需要來個九十度的轉變，這種轉變就是我所說的‘社會轉向後的更多的轉向’。”[2]
根據這樣一種理解，拉圖爾設計了一個評價對稱原則的方案，這個方案是一個兩極之間的連續統：一極是用社會解釋一切；另一極是用自然解釋一切；在兩極中間是各種溫和的折中主義者。“所謂激進的那些人，就是認為科學知識完全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的那些人；一個進步主義者則聲稱，科學知識偏向於由社會關係構成的，但滲透著自然因素。在自然與社會的兩強激烈相爭的另一極，一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聲稱，科學之所以變成真正的科學，僅僅是因為科學家最終消除了社會建構的任何痕跡；而一個保守主義者則認為，盡管科學擺脫了社會但依然存在某些社會因素滲透在科學之中並影響科學的發展。在這場爭論的中立立場上，就是那些首鼠兩端的學者，他們將某些自然因素和某些社會因素混合在一起，遊離於自然與社會的兩極。這就是我們大多數爭論所依據的尺度（yard-stick）。如果一個人從左邊走向右邊，那麽他就是社會建構主義者，相反，如果一個人從右邊走向左邊，那麽這個人就是私密的實在論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