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在與建構及其關係的問題上，實在論、經驗論和建構論各有言說，而且都經曆了思想的轉變：實在論從中世紀的實在論轉向了科學實在論，經驗論從洛克和貝克萊、休謨等人的感覺主義轉向社會建構主義，建構論也從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轉向了社會建構主義。在這些思想轉變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實在論、經驗論和建構論在實在與建構問題上的原則對壘與思想交融。但這還不夠，還有一些思想家企圖跨越實在論、經驗論和建構論來尋找各種不同的中間路線：如實在論與建構論的整合；建構論與經驗論的整合；經驗論與實在論的整合等。
一、S.科爾：實在論與建構論之間的整合
在實在與建構及其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在實在論和建構論之間的溝通無疑是一種比較切實的思想。1995年，S.科爾出版了《科學的製造——在自然與社會之間》，旨在批判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力圖在實在論和建構論之間形成一種折中的思想。
S.科爾首先區分了兩種社會建構主義：“相對主義的建構主義”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他批判前者而選擇了後者。“我對（相對主義的）建構主義者提出了三個主要批評：第一，他們無法說明為什麽有些成果被接納為核心知識而其他成果卻被忽略或拒絕；第二，在分析問題時他們把社會的影響同認識的影響混在一起，這樣一來他們的觀點便顯得多餘了；第三，他們無法說明特定的社會因素與特定的認識成果之間的聯係，他們隻是停留在一般論證上，而一般論證是需要靠具體的解釋來支撐的。”[1]
總體而論，科爾的觀點更傾向於一種“沒有相對主義的社會建構主義”。他說：“我本人的觀點介於‘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實證主義之間，不過相比較而言，我也許更接近建構主義者的立場。我想我在立場上屬於實在論的建構主義者（相對於相對主義的建構主義者）。實在論的建構主義者認為科學是在實驗室和實驗室以外的群體中社會性的建構出來的，不過這一建構多少要受到經驗世界介入的影響或限製。在實在論的建構主義者看來，自然界對科學的認識內容不是沒有影響，而是有某些影響。較之社會過程的影響而言，這種自然界的影響的重要性程度是一個變量，這一變量隻有通過經驗研究才能得以確定。我並不認為來自外部世界的材料能決定科學的內容，但我也不同意前者對後者沒有任何影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