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1956年，英國人查爾斯·斯諾[1]（C.P.Snow，1905～1980）在他51歲的時候在《新政治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引起後世爭論長達半世紀的文章《兩種文化》。3年後他擴充了自己的思想，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從表麵看，斯諾號召科學家應該讀過莎士比亞，而文學家應該弄明白什麽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但按照劍橋大學知識史教授斯蒂芬·科裏尼（S.Collini）的說法，斯諾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發明了“兩種文化”這個詞匯或概念；第二，闡述了存在於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文化割裂，即所謂“斯諾命題”；第三，引發了一場圍繞著“斯諾命題”展開的曠日持久的思想論戰。
“兩種文化”的衝突對科學哲學發生了重大影響，決定了科學哲學的思想構成和研究綱領，甚至左右了科學哲學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David Lamb在他所編輯的“New Horiz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一書中指出：“現在，我認為科學哲學應該包括認識論、形而上學和價值論。我還認為這樣一種科學哲學，一方麵不可能與科學斷然分開；另一方麵也不能與曆史、心理學和社會學分開。總之，我想把以下的限製條件加到科學哲學的本性和範圍中：它應該是批判的科學哲學。”[2]Sheila Jas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和Trevor Pinch等學者編輯的“Handboo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過去的25年中，SST共同體之間的衝突與日俱增……就本質而論，我認為這些激烈的衝突來自於哲學領域中的傳統問題：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3]Gerard Delanty更明確地指出：“今後的哲學將不再是語言哲學對意識哲學的爭論，批判理論對解釋學的爭論，理解對解釋的爭論，理論對實踐的爭論。今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將在於澄清社會實在是否被社會科學所建構？社會科學用何種方法建構公眾對話？科學在何種程度上是知識係統作為社會產物的一部分？科學的製度結構能否被民主所激化？建構主義和實在主義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被區別開來，盡管二者的矛盾並非不可調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