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思想界對於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展開了批判。在這個過程中，蒯因有關“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和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等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並論述了事實與價值及其關係的理論基礎，蒯因著重批駁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認為二者是互相包含的；庫恩用“範式”代替科學命題和科學理論，使其成為兼容世界觀、科學原理和“解題技巧”等的綜合體。其實，從學術大勢看，消除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主要有如下方案。
一、實用主義的方案[2]
正如維也納學派是從邏輯經驗主義的視角看待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問題的一樣，實用主義是從人的行動的角度來理解事實與價值及其關係問題。
第一，杜維把科學中的事實判斷和倫理學中的道德判斷都看作是屬人的。“當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醫藥學等都致力於具體的人類難處、開發救助人類的植物以及保護人類的生命財產，科學就變成道德的了；科學就變成了道德探索或道德科學的工具。”[3]
第二，杜維反對把科學僅僅理解為命題係統，認為科學也具有倫理或行動的特性，科學體係可能取決於某種道德目的如對實際境況的認真考察。“從日常心態轉向科學心態，也就是消除那些理所應當的態度，進而采取批判的、探索的和檢驗性的態度。”[4]
第三，杜維也反對把倫理判斷看作是純然非理性的東西，認為倫理判斷也具有客觀的內容和一般的形式。杜威指出，倫理判斷的目的就是“把判斷行動本身構造為一個複雜的客觀內容”[5]。
第四，既然科學具有道德根基，倫理學也具有客觀內涵，那麽科學與道德之間就必然存在某種關聯。杜威指出：“道德科學的公設是科學判斷的連續性。”[6]這是因為，“意識生活是連續的，所以使用任何一種形式的經驗去幫助另一種形式的經驗的形成的可能性就是一切科學——非倫理的和倫理的一樣——的終極公設”[7]。杜威將這個公設稱為“經驗的連續性公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