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爾認為，一個共同體的整個生活風格取決於文化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之間的關係，而現代社會的文化特征則是：文化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分離，客觀文化空前增長，以及由此導致的主觀文化的衰落。在西美爾術語中，所謂“客觀化”就是“異化”，它是勞動分工帶來的必然後果。在《貨幣哲學》的最後一章，西美爾對現代生產體製內的勞動分工及其客觀化後果作了精致而又尖銳的批判性考察，其內容幾乎重演了馬克思在《手稿》中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異化勞動的著名批判。
一般來說，與現代分工導致的專業化和碎片化特征相比，傳統社會對待生活的態度是整體性的。韋伯曾精彩描述過這種態度，指出在傳統觀念中，生活和世界是一個整體，具有特定的統一的“意向”，人們的工作和舉止必須通過與此意向的聯係來統一地有意義地塑造自己的生活，由此形成了“一種自覺對待生活的統一的富有意義的態度”：“這種意向總是包含著世界作為一個‘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構想，要求這個宇宙必須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安排得‘有意義的’整體，它的各種現象要用這個要求來衡量和評價。”[41]西美爾從自己的問題出發，又進一步刻畫了此種整體性世界觀在傳統工作和勞動中的體現：“自我的內在完整，本質上來自於畢生事業的統一和完整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勞動過程中，這就是：“通過將我們感覺自我的方式帶入這個物體，並根據我們的印象對它進行塑造，在這個印象中，多種多樣的規定結合成為‘自我’的統一性，這樣，一個客體才實現了自己的統一性。”西美爾把這種情況稱為“個性的整一性”，它是事物的客觀精神意義通過人的意識而實現的“匯聚”，是在勞動中並通過勞動而實現的客體與個性的緊密無間的結合。西美爾認為：對我們而言，“這個個性整一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隻有在這裏，它們（客體與個性）彼此才發生了摩擦，這就是生命與力量”[42]。其實這也是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著名思想：人通過勞動確證自己是“類存在物”，並把對象世界變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43]。西美爾像馬克思一樣建議，在藝術創作的特殊勞動中可以最好地直觀這種統一性，因為藝術品在所有人的產品中是最完整、最充分的整體，它拒絕勞動分工，而要求主體的心靈統一性和作品自身完善的整體性之間的內在聯係。[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