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恩格斯指出，當自然科學積累了龐大數量的經驗知識後，為了確立知識材料之間的內在聯係，必然產生一個“複歸”辯證思維的運動。在恩格斯看來，這一“複歸”辯證思維的運動可以有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是由於自然科學的發現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實現”，另一條則是借助於辯證哲學的幫助。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科學和哲學發展證實了恩格斯這一觀點的真理性、預見性，證實了上述“自然地實現”和借助辯證哲學的幫助這兩條道路同時在起作用。隨著經典科學向非經典科學轉化，知性思維也同時由於自身力量的推動而越來越具有辯證特色，具體表現為：科學思維由否定“矛盾”、“悖論”到承認“矛盾”、“悖論”，由要求自身的“完全性”、“形式化”到承認“不完全性”、“非形式化”的因素存在，由片麵的“拒斥形而上學”、要求貫徹完全的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原則到承認“曆史主義”、確認“形而上學”的合理作用。知性思維與辯證思維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知性思維在向辯證思維運動，而辯證思維也在不斷地把應該知性化的東西知性化，即辯證思維也在向知性思維運動。例如，“矛盾”、“非形式”、“不完全”等這些原來隻是屬於辯證思維的範疇，現在也成為知性思維的要素。我們應該看到，知性思維與辯證思維在現代處在**運動過程中，不能恪守於康德、黑格爾對知性思維與理性思維的劃分；我們必須認識到，隨著經典科學的非經典化，隨著科學思維中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等新觀念的產生，隨著“相對性原則”、“測不準原理”、“互補性原理”等為科學思維所承認和運用，知性思維再也不是曆史上的經典形式了，而是充滿辯證色彩並正在向辯證思維“複歸”的知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