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資本原則與形而上學建製的內在關聯，所以，對資本批判的原則高度實際上就應當（而且能夠）依循對形而上學批判的深度和廣度來標誌；反過來說也一樣。伽達默爾認為，20世紀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是以尼采為後盾的，並由此取得了對現代性進一步反思的積極進展。[31]但問題在於，隻要這種批判沒有同對資本的批判聯係在一起，它就不能真正深入到“曆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正是在這“一度”中得以充分顯現，那麽，這種意義不僅取決於對資本的批判，而且取決於這一批判的原則高度。
馬克思對資本具有原則高度的批判同對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聯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得到鮮明的體現，而這種聯係的內在必然性就在於：除非對現代社會的雙重批判在本質上被提升到一個新的原則高度。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當馬克思由國民經濟學的“二律背反”開始對資本的批判時，這一批判同時成為對完成了的形而上學，即黑格爾哲學的再度批判。在國民經濟學批判的方向上，馬克思追問國民經濟學的出發點發現，作為國民經濟學前提的那種勞動是抽象勞動（異化勞動）。馬克思由此進一步追問的主導性問題是：“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麽意義？”[32]
正是通過對抽象—異化勞動的批判性分析，馬克思得出結論：作為知性科學的國民經濟學出發點的無非是異化勞動，由此而獲得的規律無非是“異化勞動的規律”，而國民經濟學表麵上所陷入的種種理論矛盾則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作為正是國民經濟學前提的勞動——抽象的、異化的勞動，即自相矛盾的勞動，生產出現代的勞動與資本的關係。[33]如果說私有財產是這種勞動的產物和結果，那麽，以資本為原則的現代社會架構就是由這種抽象勞動獲得決定性奠基的、“發展到矛盾狀態的”私有財產。[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