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不是蘇茲達利城的拙劣繪畫
我們不能隻是對大自然的千姿百態讚歎不已，卻用色調單一的刻板公式去想象曆史。其實，人類社會同樣是絢麗多彩的。一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以及處在同一種社會形態下的不同國家和民族，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如果17世紀德皇的宮女們在花園中找不到兩片絕對相同的樹葉來駁倒萊布尼茨的話，我們同樣可以說，沒有兩個絕對一模一樣的國家。
這豈不是否認了曆史的規律性嗎？沒有。正如萊布尼茨所說的沒有兩片絕對相同的樹葉並不排斥光合作用的規律一樣，國家的差異性並不排斥曆史規律的共同性。把同一性和差異性對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方法。無個性即無共性，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這已經近乎是常識了。但是熟知不是真知，我們往往容易忽略最常見的東西。
馬克思關於社會形態的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是馬克思並不把它看成是剪裁曆史的公式，並不否認深入研究同一種社會形態下各個國家的民族特點的必要性。馬克思就研究過亞細亞生產方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就分別研究過易洛魁人的氏族、希臘人的氏族、羅馬人的氏族、克爾特人和德意誌人的氏族。即使以揭示資本主義共同經濟規律為對象的《資本論》，其中關於原始積累的分析也充分反映了英國的特點。事實上同一種社會形態下的國家，不可能絕對一樣。古希臘的奴隸社會不同於東方；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同於歐洲；即使地區很接近，19世紀德國的資本主義，也不同於英國和法國。世界曆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是相結合的。曆史自身就蘊含著特點，沒有特點，就沒有國別史、民族史，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反對簡單的曆史類比，因為它撇開特點，把相似當作等同；我們讚成科學的曆史比較，因為它在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更加豐富對一般規律的理解。削足適履，把豐富多樣的曆史塞進一個模子裏去的做法，列寧斥之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他生動而深刻地指出：“再沒有比‘為了曆史唯物主義’而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這方麵的未來，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這不過是蘇茲達利城的拙劣繪畫而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