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麵對兩種必然性：邏輯必然性和曆史必然性。邏輯必然性抽象掉一切偶然性和運動的曲折性，以公式公理概念來表述運動的確定過程；這是在一種理想狀態下完成的進程，與曆史實在的運動並不一致。曆史必然性是事實的必然性，它是包含各種偶然性、可能性和曲折性在內的發展的主導趨勢。
如果抽象考慮必然性很容易陷入神秘主義，似乎冥冥之中有種什麽力量在支配。其實必然性並不神秘，它是一定條件下的一種發展趨勢。關鍵是“勢”。勢就是必然性的外在表現。勢存在於條件之中。說中國革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講的就是中國的經濟政治條件中蘊含著非革命不可的要求。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講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中就蘊含著解決矛盾的趨勢和力量。離開了條件，把必然性看成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如此，就會陷入命定論或預成論。事實上，必然性是一步步由條件造成的，即事物發展的勢頭是逐步形成的，一旦成熟，來勢就不可阻擋。例如，從物質和意識的關係來說，物質從自身中發展出了能思維著的頭腦，這對機械論來說，是純粹偶然的事件，雖然在這件事情發生之處是一步步地必然地決定了的。
在現實的曆史運動中，必然性並不排斥偶然性。就運動的整體而言，偶然性的存在也是必然的，沒有不包括偶然性的純粹必然過程，但就偶然性自身而言，它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正確對待偶然性是馬克思主義決定論與宿命論的分界線。在現實的曆史運動中，我們應該提防偶然性，但要全力捕捉必然性。
曆史非決定論者隻強調偶然性否定必然性，完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例如羅素在他的論曆史的著作中就是這樣議論的。他說，我們應該把拿破侖的出生看作是一種偶然的事件，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麽具有極高的軍事天才的人在那個時期誕生在科西嘉島。如果法國那時必須依靠的是並不高於一般水平的將領們，那麽1794—1815年的這段時期的曆史，可能就非常之不同於它當時的情況了。在羅素看來，德國人1917年同意列寧回俄國這個偶然性，造成了十月革命。在講到阿拉伯的曆史時，他認為除了偶然缺少特殊的天才之外，並沒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說明阿拉伯人在中世紀何以未能做出16世紀和17世紀的各種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