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非常喜愛讀史，尤其重視唯物主義曆史觀。他在讀了陝北民主人士李健侯作的《永昌演義》即關於李自成起義的小說後，曾致信李鼎銘先生大加讚揚，但提出要用新的曆史觀來總結李自成起義的問題。他說：“此書讚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兩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陝北，實為陝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如按上述新曆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毛澤東在讀了吳晗的《朱元璋傳》後，在肯定其專著“用力甚勤，掘發甚廣”外也提出了曆史觀的問題。他說：“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麵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在讀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時，毛澤東除了肯定作者成就外，提出的也是曆史觀問題。他說：“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麵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他日可能引起曆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還說：“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1950年毛澤東還專門寫信給一位研究少數民族史的專家，非常明確地指出：“惟覺中國的曆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
用唯物史觀分析曆史，當然不能停留在曆史的表層，說曆史是人創造的所以曆史是人的曆史，應該用人的觀點看待曆史之類的空話。弗洛姆就是這樣曲解唯物史觀的。他在《人的概念》中說：“如果想避免使用唯物主義的和經濟的這些模棱兩可的字眼，可以把馬克思的曆史觀叫作人類學的曆史觀，他把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曆史的創造者和行動者這些事實的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為人本主義已經是時尚。其實這對於曆史的認識一點也沒有提供更多的東西。不理解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不理解階級社會中生產方式的矛盾如何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決，重複一千遍曆史是人創造的仍然對曆史一無所知。有的人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階級分析方法也反掉了，認為不僅現在不能用階級分析方法，連用這種方法考察曆史都是錯誤的，認為人類曆史是生產發展史，說是階級鬥爭史就是錯誤的。把這兩者對立起來，不懂得階級社會中生產方式的變革必須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決的馬克思主義者，隻能是打引號的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