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音樂是鳴，“樂也者，鬱於中泄於外者，擇其善鳴者而使之鳴”。詩人以詩鳴，歌者以歌鳴，而哲學家們則是“以道術鳴”。為什麽要“鳴”？哲學是對國家盛衰興亡、對人的處境的窮達或個人的不平的反映，即“鳴國家之興盛”或者“自鳴其不幸”。
認為哲學也是一種“鳴”，確是卓見。哲學離經濟基礎最遠，似乎很抽象，仿佛與世無爭，毫無煙火氣。其實，哲學作為時代的產物，不可能脫離它的時代的現實。它以哲學的形式反映特定的人們的願望、要求和看法。例如老子的《道德經》，雖然撲朔迷離，實際上怨氣還是不少的。他對聖人、對道德、對法律的批評，他對統治者的批評，實際上是對社會現實的批評。“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等，是一種抗議的怒氣。《莊子》中對權貴，對高位，對禮儀，對世俗之見，一概持鄙視態度，是失勢者對現實不平的抗議，至少是一種自我平衡。至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完全是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抨擊和反抗。馬克思曾把他自己的哲學比作革命的高盧雄雞，則是以雄雞的高鳴來迎接勝利的黎明。
哲學是“鳴”，但要分清楚為什麽和為誰而“鳴”。我們不要悲觀主義哲學，不要垂死的哀鳴。無產階級的哲學是豪邁地引吭高歌的哲學。當今西方有些哲學學派從個人的角度抗議資本主義，過多地著眼於個人的焦慮和苦悶，雖然也反映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不滿，也是“鳴”，可這種“鳴”是一種消極呻吟，是“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