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嘲笑舊唯物主義的話，但恩格斯自己並沒有否認人存在獸性。他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1]這裏所說的人的獸性，講的是人的生物特性，即人與動物所共同具有的生存繁殖的要求。所以人的社會性與人的生物性的相互關係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
在社會中，人的生物性差異不能使一個民族或一個人比另一個民族或另一個人更優越。種族論是毫無根據的。人的進化不是生物進化而是社會進化。當經曆了漫長的生物進化以後，人類社會的出現，使人的生物進化讓位於社會進化。人不再是像形成中的人一樣以生理的適應來求得生存和發展，而是以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的發展來強化自己和推動社會發展。人甚至以生理能力和體能的某種退化作為社會進步的代價。
人的生物性因素是人的生活的本能，是人之為人的一個重要方麵。抹殺人的生物性因素、否定人的生物性需要是錯誤的。我們反對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因為它以理學來扼殺人的基本需要。但我們決不是放縱人的生命本能，而是以法律、道德加以規範。這就是人的社會化過程。人的社會化，表明人是文化的產物。他們的行為不能以生命的本能為依據，而必須以社會法律道德為規範。在這兩者之間，即人的社會因素和生物性因素之間可能發生矛盾，這就是階級社會中統治者的法律道德剝奪了人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這必然導致為人的生存而鬥爭的革命。一個合理的社會製度不是壓製人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以合理的方式滿足這種需要並不斷提高需要的質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