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論和民族關係論，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極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曆史理論問題。西晉江統著《徙戎論》，強調“《春秋》之義”，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戰國、秦漢、三國以來民族關係的發展作消極看待和評價，主張對於內遷各族，“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106]。當時人“服其深識’，而“徙戎”之論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唐太宗時，在對待東突厥的安置上，引起一場爭論：一種主張是“含育之道”，“請於河南處之”；一種主張是強調華夷之辨、族類之別，重申江統“徙戎”之論。唐太宗采納了前一種意見[107]。《徙戎論》的作用，是從對現實的民族關係的認識，提出了對曆史上民族關係的看法，並力圖以這種看法來影響現實的處理民族關係的政策。但是，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隨著民族鬥爭的發展、民族關係的密切，不僅“徙戎”的主張在現實中行不通，就是華夷之辨的看法也逐漸遭到人們的否定。這在史家思想和史書編著上都有明顯的反映。隋唐之際，李大師已不滿於“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修史情況，主張“編年以備南北”[108]。這是表明，在曆史撰述上要恰當處理南北朝關係，其中自然包含著民族關係。唐高祖《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說：“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109]詔書對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僅承認它們的曆史地位，而且毫無貶詞。唐修《晉書》，對西晉江統《徙戎論》的主張並不采取附和態度，指出：“‘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110]這實際上是不同意把西晉之亡歸咎於“戎狄”的說法。《晉書·載記》記十六國事，對各族仍不免有微詞，但並未采取否定態度，有的甚至給予很高評價。《隋書·經籍誌》史部以“霸史”列於正史、古史、雜史之後，居於“起居注”類之前，並對其所記政權的成就給以適當的肯定。劉知幾《史通·稱謂》篇指出：“戎羯稱製，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批評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這些，都是反映了力圖從曆史事實上嚴肅地看待多民族曆史的態度和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在這方麵，杜佑《通典·邊防》序所論，具有更高一層的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