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不論是何時引發的關於“封建”與郡縣的討論，主要都是由當時的政治所引起的，其核心問題是朝廷跟地方的關係，但這個問題也涉及對於曆史的認識，反映出人們的曆史思想。
秦漢以後，怎樣看待“封建”即分封製，始終是一個重大的曆史問題。班固略述了西漢分封的曆史，但他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評論，隻是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鑒）戒焉。”[112]曹冏、陸機關於興亡的討論，雖各有自己的見解，但他們都是主張分封製的。曹冏《六代論》認為，秦及兩漢之亡，都是廢封國、立郡縣所致。陸機撰《五等論》，極言秦、漢不尊古製之弊，認為分封製是“治”的保證，郡縣製是“亂”的根源：“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113]唐太宗時，令群臣議封建，大致有三種意見：讚成的，反對的，還有主張“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魏徵、李百藥、於誌寧、馬周、長孫無忌等都持反對意見。魏徵從唐初的經濟、政治狀況出發，不讚成分封事。於誌寧認為“古今事殊”，“宗室、群臣襲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馬周從曆史教訓考慮，認為分封之製，易生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長孫無忌雖在受封之列，但也反對分封，上表稱：“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製，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昔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複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李百藥作長篇奏論駁分封事，指出：“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裏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他批評陸機、曹冏主張分封的說法是謬妄之言；建議唐太宗“以質代文”，不要忙於“定疆理之製，議山河之賞”[114]。最後，唐太宗終於罷封建事。在這次涉及現實和曆史的反複討論中，一些史學家參與並且闡述了樸素的曆史進化的觀點，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