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思想的重大發展
一、發展大勢及主要問題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在史學思想方麵有了突出的進步。這個進步，上承先秦、兩漢史學思想的成果，下啟五代、宋元史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思想發展大勢，可以從三個方麵做出概括：一是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學的重視和控製更加強了；二是史學在自我完善方麵有了比較係統的理論形式；三是史學家的主體意識進一步提高了。
這個時期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可以劃分為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從西晉陳壽著《三國誌》到南朝梁人劉勰撰《文心雕龍·史傳》篇；第二個段落，從《文心雕龍·史傳》篇問世後到唐初修成“八史”；第三個段落，從劉知幾撰成《史通》直至唐末。
在第一段落，後趙石勒設“史學祭酒”，史學首次立為官學，表明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學的重視和控製加強了。在這個段落，南朝劉宋時範曄明確提出“史論”的重要；蕭梁時劉勰撰寫了《文心雕龍·史傳》篇；大致同時，梁人阮孝緒在文獻分類上，以“記傳錄”涵蓋史書十二部類。凡此，表明人們對史學的內容與有關發展問題，已從理論上進行了較深入的思考。
在第二段落，從南朝開始、曆經隋唐之際的“《漢書》學”的興盛，表明人們對於皇朝史的重視，進而促進了皇朝史的撰寫，從隋文帝下詔禁私人修史，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設史館於禁中，進一步表明對史學的重視和控製的加強，而唐初“八史”的修成，證明當時史館修史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從《隋書·經籍誌》史部大序對史官職責的認定，到唐高宗的《簡擇史官詔》，反映了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官的嚴格要求。唐太宗末年撰成的《晉書》，其卷八十二以史學家合傳，論其行事與述作，表明此時的史家不僅認識到自身工作的重要，而且認識到自身曆史地位的重要，顯示出了史學家自覺意識的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