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本是文學批評著作，但其中的《史傳》篇，卻對史學展開了全麵的評論。這是因為，作者認為曆史撰述也是一種文體，自應在其評論範圍之內。但從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或史學思想史的發展來看，《史傳》篇不失為一篇劃時代的佳作。
《文心雕龍·史傳》篇著重闡述了三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是史書撰述的曆史。作者分別列舉了春秋以前、戰國秦漢時期、三國兩晉時期的曆史撰述。他推崇《尚書》、《春秋》，認為：“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他推崇《史記》、《漢書》，認為：《史記》“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漢書》“其十誌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他稱讚司馬彪《續漢書》“詳實”，華嶠《後漢書》“準當”，陳壽《三國誌》“文質辨洽”，等等。可見，作者並不隻是一般性地列舉著作名稱，而是著意於評論。
第二，是曆史編著的要求。劉勰在《史傳》篇中指出：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製，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1]
這四句話，表明了史書編纂的基本要求：一是推崇貫通，二是重視揭示盛衰興廢，三是強調製度，四是有益於政治統治。這幾點要求，包含了曆史編纂在內容、形式、思想等幾個方麵的因素，是對自先秦以來曆史編纂經驗的高度概括。
第三，是明確提出“信史”原則。劉勰在《史傳》中進一步指出：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2]
中國古代史家早有恪守信史的思想和追求信史的目標，所謂“君舉必書”，就是這種認識與活動的萌芽，此後便凝練成“《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3]的思想原則，司馬遷以下，許多史家都遵循這一作史原則。但是，劉勰從史學上看到，也確實有在曆史編纂上違背信史原則的現象。他著重從兩個方麵提出批評。第一個方麵，是在對待“傳聞”和“錄遠”問題上出現的偏頗，他指出：“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可見，他對那些在對待“傳聞”和“錄遠”問題上持輕率態度的人，批評是極其嚴厲的。第二個方麵，是在“記編同時”即記近問題上出現的謬誤，他指出：“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歎息者也。”所謂“時同多詭”，就是記述失去了基本原則，評價背離了客觀標準，以至於“寒暑筆端”。由此看來，“錄遠”和“記近”，都可能背離“信史”原則的軌道。惟其如此，強調“信史”原則就顯得更為重要、更為可貴了。正如劉勰在《史傳》篇所做的總結那樣：“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可以說，這是神聖而又艱苦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