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學上，史學家主體意識的萌生、發展，是一個逐漸增強的過程。在這方麵，劉知幾《史通》是一個裏程碑。其後，自盛唐以下，經中唐、晚唐，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的增強，在一些具體領域都有突出的反映，從而把魏晉至隋唐時期史學家自覺意識的發展推進到新的境界。
盛唐時期，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有些問題如關於“史才三長”和“直書”的評論，已明顯地反映出史學家的自覺意識的發展。這種發展到中唐時期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即史學家對於自身職責與社會之關係的認識，趨向於更加自覺、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理性的成分，顯示出史學家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
史學家這種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韓愈任史館修撰。有個劉秀才致書韓愈，希望他在曆史撰述方麵做出貢獻，並對前代優秀史家吳兢等給予稱讚。韓愈複書劉秀才，談到他對史學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點是：“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他舉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直至本朝吳兢等為例，認為：“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雲雲[16]。這是一封情緒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韓愈對史學與社會之關係上的一些消極看法。次年正月，韓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書韓愈，誠懇地批評了他的這些看法。這就是著名的《與韓愈論史官書》一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