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家對政治的關注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在某些方麵已顯示出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到了唐代，就更加密切了。
唐皇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一個盛大的朝代。史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對於唐皇朝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史學家和政治的關係以及政治家和史學的關係，是它的兩個主要方麵。這裏著重考察前一個方麵，即史學家和政治的關係。
中國古代史家曆來有強烈的曆史意識，隨著曆史的進步，這種曆史意識在不斷地深化著。同時，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關心政治的優良傳統，不少優秀的史家都具有飽滿、深沉的政治情懷。這種情況，在唐代史學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寫前朝史不僅看作是史學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統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學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淵提出建議，從曆史的角度說明了修撰“近代”曆朝正史的重要性，又從政治的角度強調了修撰周、隋兩代正史的必要性，其中還講到了這種修撰工作的可能性[24]。令狐德棻的建議，在反映唐初史家的曆史意識和政治情懷方麵，是有代表性的。他的建議是在唐皇朝建立伊始就提出來的，著眼於政治，無疑是他的重要的出發點。宋人很讚賞令狐德棻的這種見識，指出：“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25]從政治的觀點來看，“誠知治之本歟”這句話的分量很重，也講得中肯。唐初有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誌》的撰述，有《晉書》的重新撰寫，都跟令狐德棻這個建議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也是在這個總的形勢的影響下編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