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政治情懷，大多以經世致用為其出發點和歸宿。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特點。按照孟子的說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覺的社會目的[34]，劉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都講到史學的社會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職》兩篇最為突出。《史官建置》篇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豈可缺之哉！”劉知幾認為，史學之所以有這種作用，是因為“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後人借此可以“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從而產生“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願望和要求。這從理論上說明了史學所具有的教育作用。《辨職》篇進而提出了史學的社會作用的三種情況：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複何為者哉！
這好像是從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來判斷他們的等第，其實，所謂“彰善貶惡”、“鬱為不朽”、“名重一時”，也都是史學的社會作用的不同表現。明確提出“史籍”的“為用”和史學的“為用”，這是中國史學上經世思想的新發展。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裏程碑的意義。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十六個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曆史撰述的旨趣。在史學發展上，由史學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目的和用途在於“將施有政”，這是第一次。這是史學家之自覺的和明確的經世致用思想的確立。
《通典》不僅在當時“大傳於時”，“大為士君子所稱”，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它的經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後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的推崇。朱熹指出：“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3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說：“此書……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清四庫館臣稱《通典》是：“凡曆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36]清人將《通典》列於“政書”類，應當說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著他關於史學與政治之密切聯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