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史學自覺”，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對史學的功用有深刻的認識，並能以這種認識運用於一定的社會實踐；第二層含義是：對史學活動給予關注，並在史學工作上做出積極的努力以至於做出相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貢獻。一個人具備了這兩層含義的要求，可謂之“史學自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個“史學自覺”的突出代表。
在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麵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認識曆史有一個特點，即他十分重視認識曆史的途徑。具體說來，他認為：人們通過讀史才能了解古代曆史的麵貌，了解曆史上的人和事，從而從曆史中得到啟示和智慧。反之，離開了史書，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這樣寫道：
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曆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采《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範、謝振其芳聲。蕞爾當途，陳壽核其國誌；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41]
這裏說的“神交千祀之外”、“臨睨九皇之表”，是強調通過閱讀史書，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視野超越時間與空間；所說“右史序言”、“左官詮事”，“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製度和文字的結合所產生的社會作用和無可替代的特殊意義。惟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個明確而極有分量的結論，這就是：“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