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分若幹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全書條分縷析，結構嚴謹，渾然一體。《通典》以曆代典章製度的曆史演變、得失興革為撰述的中心，兼記與此有關的言論。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個別地方延至德宗貞元年間，距成書上奏隻相隔數年。其所據文獻，主要是《五經》、群史，以及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論議。《通典》創造了綜合性的典製體通史形式，奠定了獨立的製度史撰述的基礎，擴大了曆史研究和撰述的領域。
《通典》在內容上和體裁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製度分門立目，“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6]。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書體裁有編年體和紀傳體。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記事，以時間為脈絡。紀傳體史書實為紀、傳、誌、表的綜合，而以替大量的曆史人物立傳為主體。《通典》創立了以典章製度為中心，分門立目、以類相從、敘其始終的典製體。這是在編年體、紀傳體之後發展起來的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在杜佑開始撰《通典》之前二十多年，劉知幾之子劉秩於開元末年“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7]。這書在“分門”上，對《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啟發。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則是“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8]，“正史”的書誌和《周官》對《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啟示。不過《通典》的分門立目，既不模仿《周官》，也不因襲“正史”書誌。同後者相比，它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不列律曆、天文、五行、祥瑞、輿服、藝文（經籍）方麵的內容，二是增加了選舉、甲兵、邊防三個門類。這反映出作者對於人才選拔、用兵之道和民族關係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