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經世致用的主張，在《通典》一書各部分內容中都有具體的反映，茲撮述其要點如下：
（一）經濟思想方麵。杜佑經濟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麵，首先是他認為物質經濟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礎。他在給卷帙浩繁的《通典》所寫得極其簡短的序言中，用畫龍點睛之筆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經濟思想和《通典》在編次上以“食貨為之首”的撰述意圖，序言末強調了“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尤其顯示出他對序言中所寫的這些話的高度重視。有的研究者認為：杜佑的這種認識和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基礎對建築在其上的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32]這種評價是並不過分的。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和政治的關係的認識上，杜佑是中國古代史家中第一個達到這種成就的人。其次是《通典·食貨典》的邏輯體係，反映出杜佑對封建社會經濟各部門及其相互聯係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基本上符合當時曆史實際的程度。如果說以上這兩個方麵主要表現為認識上的價值的話，那麽以下幾個方麵則反映了杜佑經濟思想在實踐上的意義，即第一，穀、地、人，是從經濟上達到“治政”的三個關鍵。他說：“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人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33]在杜佑看來，隻要解決好糧食、土地、勞動人手這三個問題，就能達到“國用備”、“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會經濟才能不斷發展。第二，在經濟政策上要處理好“國足”和“家足”的關係。他認為：“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家足的辦法不是逃稅而是土著，國足的辦法不是重斂而是相反的做法[34]。杜佑還說：“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35]認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國足”不能離開“家足”，這樣社會才能安定。第三，在財政思想方麵主張“薄斂”和“節用”。杜佑說：“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36]他高度評價了唐代開國初的“薄賦輕徭”的政策在穩定社會秩序方麵的作用，多次指出“厚斂”必然導致社會的動亂和政權的敗亡。因此，他主張國家應該“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改變當時“甲兵未息，經費尚繁”的狀況。杜佑的這些具體經濟主張，都是為了避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37]的局麵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