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史論也涉及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作為一個宦途多年的史家，杜佑對執法公正的官員十分崇敬，上文說到他對西漢張釋之的評價，就是一例。他對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欽佩。《刑法典·刑法七》詳記徐有功執法之事，說徐有功處在“周唐革命”之際，“告密之輩，推核之徒，因相誣構，其行深刻”，“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而徐有功“遂於群邪之側，眾諂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讎矣”。於是杜佑評論說；“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於、陳、郭之足倫，固可略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自注：‘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於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後革命，欲令從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複舍，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杜佑評價曆史人物，不僅僅是一般地從曆史人物的品質或事功去論其高下，而是特別著重於說明曆史人物所處的曆史環境，從而加重了評論的分量。同時，他也注意到從曆史人物的比較中做出不同的評價。
反對輕薄浮華、主張務實“從宜”，是《通典》史論所一再強調的。在《食貨典·食貨七·曆代盛衰戶口》的史論中，杜佑在論到玄宗天寶末年戶口銳減的問題時指出：
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