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的曆史文獻學還有其他方麵的一些成就。一是關於古文獻的整理，以及關於總集和類書的編纂，二是曆史筆記的興起。
西晉初年對汲塚出土的古文獻的整理、研究，其中《紀年》十二篇在曆史文獻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它說明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已有略具雛形的編年體通史的撰述。
總集以蕭統編的《文選》最有價值，所收詩文多為曆代代表之作，從一個方麵反映了社會曆史麵貌。它所收錄的史論和史述讚，盡管是從“辭采”和“文華”著眼的，但把史論列為總集的一目，對曆史文獻學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對倡導重視史論也是有積極作用的。晚唐文宗大和年間，裴潾“集曆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並音義、目錄一卷”[20]。章學誠對其評價甚高，說它“匯公私之述作”，“以詞章存文獻”，是“史部之通”的一個方麵[21]。可惜此書今已不存。
類書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唐高祖武德年間歐陽詢等編的《藝文類聚》、唐玄宗開元年間徐堅等編的《初學記》，今三書皆存。《北堂書鈔》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類書，原有一百七十四卷，今存一百六十卷。全書分為帝王、後妃、政術、刑法等十九部，八百五十一類，按類排比資料。引書除集部書外，多達八百餘種，而原書今多亡佚，故儲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藝文類聚》一百卷，分為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等四十四部，七百二十餘目。每目之下，“事居於前，文列於後”，征引唐以前文獻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今所存十不一二。《初學記》三十卷，分天、歲時、地、州郡、帝王等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目。每目之下，依次按“敘事”、“事對”、“詩文”三個部分采擷文獻。《藝文類聚》、《初學記》都比《北堂書鈔》嚴謹，而《初學記》在取材精審上又勝於《藝文類聚》。這三部類書因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古書中若幹資料而備受後人重視，對宋以後類書的發展和校勘、輯佚之學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