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曆史文獻價值的認識
成書於唐高宗時期的《五代史誌》即《隋書》誌，上承《宋書》、《南齊書》、《魏書》諸誌，而其成就則高於後者。這是因為，《隋書》誌的撰寫，始於唐太宗貞觀年間，完成於唐高宗顯慶之時，曆年既久，而又多有名家參與撰述，其內容之翔實，斟酌之嚴謹，都是上述三史所不可比擬的。尤為突出的是，《隋書》誌中的《經籍誌》，是自《漢書·藝文誌》以來，“正史”誌中唯一繼承《漢書·藝文誌》的力作，在曆史文獻學發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誌》總序及其經、史、子、集四部大序，都從各自的視角，論述了曆史文獻的價值。其總序稱：“經籍”即文獻的作用，是“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35]。這是說明，文獻的作用，存在於天地、陰陽、紀綱、道德之間，存在於王者與匹夫之間，凡重視文獻者都有發展的機會，凡輕視文獻者都不可能獲得成功。為了進一步闡明文獻的作用，總序引用古訓說：
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製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龠也。[36]
論者以《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儒家經典，來概括文獻在各方麵的作用，而所得的結論是“其教有適，其用無窮”。正是因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從文獻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教益，所以文獻的價值可謂“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即作用之遠大，意義之長久，不是可以用言語表達出來的。當然，論者最終還是歸結到認識曆史與現實之關係這一根本點之上：“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可以說，這就是曆史文獻的永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