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分類趨於定型。在文獻分類趨於定型的過程中，以及在文獻整理的過程中，對於文獻的積累、流失、整理的沿革流變，自會有所涉及，從而反映出當時學人的文獻學史的思想。
南朝阮孝緒在論述文獻分類時評述了文獻發展史，隋朝牛弘在建議征集天下遺書時論述了文獻聚散的曆史，唐初史臣在厘清皇家所藏文獻並分類著錄時論述了文獻的演變。凡此，都各從一個方麵反映出這時期人們對文獻學史的關注。
阮孝緒的《七錄·序》，十分詳細地論述了他對文獻發展史的認識。序文從傳說中的倉頡造字說到孔子對文獻的整理，從戰國時“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說到秦始皇的“坑焚之禍”，從漢惠帝“除挾書之律”說到劉向、劉歆父子奉命“讎校篇籍”，從劉歆上《七略》說到班固撰《漢書·藝文誌》，從魏鄭默、晉荀勖、李充，南朝宋謝靈運、王儉、齊王亮、謝朏等，在文獻分類目錄方麵所做的工作，說到梁初任昉、劉孝標整理文獻的成效。這儼然是一篇文獻積累、散佚、整理的簡史，反映了作者自覺的文獻學史意識[45]。從阮孝緒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凡社會動亂致使文獻遭到破壞之後，必有關於搜求、整理文獻的言論和行動。如孔子整理文獻，是在“正宗既殄滅，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的情況下進行的；西漢廢除“挾書律”，是在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發布的；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是在漢武帝時文獻“頗有亡逸”的背景下開始的；南朝梁的整理文獻，是在社會長期動**、宋時文獻“所亡者猶太半”、“齊末兵火延及秘閣”致使文獻“缺亡甚眾”的曆史條件下開展的，等等[46]。這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性現象，即有破壞與散亡，必有整理與積累；同時，還可以看出，中國曆史上始終存在著重視整理曆史文獻、重視文化積累的優良傳統。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之一，值得永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