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至唐高宗時修成的《五代史誌》即《隋書》誌，其中有《經籍誌》，表明唐人對“經籍”的重視，這也是對典籍文獻的重視。其後，唐人蘇冕撰《會要》，其中有“經籍”一目，或許是受到《隋書·經籍誌》的啟發。
《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一目之下，記述了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的二百三十年間，唐代君臣有關整理文獻的言論和事跡凡十餘則。如：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上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數年間，群書畢備”。
貞觀二年（628年），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以四部群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趙仁本、李懷嚴、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
景雲二年（711年）[59]，唐睿宗“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
開元七年（719年），唐玄宗“敕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並官及百姓等”，就內庫所殘缺前代舊書，“借繕寫之”。“及整比四部書成”，玄宗“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
大中三年（849年），“秘書省據禦史台牒，準開成元年七月敕”，“從今年正月後，應寫書四百一十七卷”。
大中五年（851年），“秘書省牒報禦史台，從今年正月已後，當司應校勘書四百五十二卷”[60]。
從以上所列舉的有關言論和史實來看，唐代君臣對整理文獻的工作，始終是非常重視的。其工作內容，包括購募、刊正、繕寫、校勘、整比等，有時還允許官人、百姓參觀。這個事實表明，整理曆史文獻是長久的事業。這是因為：由於種種原因，文獻的散失、殘缺，是不可避免的曆史現象，而後人對於曆史文化的繼承、發揚，是不能沒有曆史文獻作為前提和載體的。古今曆史條件不同，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也會發生一些變化，但其中的道理和規律，卻是貫通古今的。下麵所列附表，對於揭示以上道理和規律，或許有一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