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曆史思想發展大勢
在中國史學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曆史理論形成之後進入發展的階段。這裏，首先要對這一發展階段的演進趨勢作一個概括的敘述。
總的說來，由於客觀曆史更加紛繁、複雜，從而推進著人們的曆史認識；由於曆史理論遺產的延續，激發著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探討著前人提出的一些重大的曆史認識問題，並不斷獲得新的成就；由於意識形態領域中不同方麵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於社會之影響力的消長，也為人們的曆史認識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這幾個條件，都使曆史理論的發展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我們所說的發展階段。
具體說來，中國古代曆史理論在其發展階段上的演進趨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關於天人、時勢、朝代興亡、社會變化這些古代曆史理論的基本問題的認識上，都有所進展，有的認識稱得上是突破性的重大進展。
怎樣認識天人關係，是一個古老的問題。自商、周以來，它是人們解釋曆史、說明現實的最重要的出發點。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當“天命”論受到懷疑之時，無疑是當時思想領域所受到的最大的震撼。荀子從自然觀上指出“天”是沒有意誌的，司馬遷著意於從曆史觀上“究天人之際”，都取得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思想領域中的重大成就。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人們關於天人關係的認識、論爭，一方麵承前人之餘緒，一方麵也反映時代的特征，提出自己的新見解。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大規模傳播，出現了有神、有佛同無神、無佛的激烈的論爭。這個論爭，雖然不是直接從天人關係的論爭而來，但這些論爭在本質上都同天人關係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論爭中，有的史學家是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的，如範曄堅信：“死者神滅”、“天下決無佛鬼”，而沈約卻是有神論的篤信者。這種分野，自然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曆史思想而又顯示出思想領域之發展的時代特色。當然，當我們從整體上考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人們對天人關係是怎樣認識的時候，尤其是考察這種認識在史學領域中的反映的時候，不難看出其中的一個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問世的史書，除了個別的曆史撰述外，大多有比較明顯的宣揚“天命”的傾向，即便是《三國誌》這樣的優秀著作也是如此。而唐代問世的史書，從其多數來看，“天命”的觀點大為淡化；有時史學家也會講到“天命”，但那隻是借用一種表述問題的習慣或傳統，而不是出於真誠的信仰。這個變化，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若幹重大變化之一，並深刻地影響到後來史學的發展。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對於天人關係的認識，在中唐時期更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個進展的主要標誌，是柳宗元在他所寫的《天說》、《天對》、《貞符》、《封建論》等文中提出的一係列論點。概括說來，這些論點繼承和發展了王充的唯物主義傳統，“對神學天命論的鬥爭，從自然觀一直貫穿於曆史觀”[1]。而柳宗元在這兩個方麵的建樹，都比王充更豐富、更徹底。柳宗元好友劉禹錫撰《天論》三篇，補充和發揮了柳宗元的論點，是這一主要標誌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