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拉斯對羅馬帝國開創後出現的新時代，或多或少是有所意識的。隨著內戰的結束，羅馬帝國的建立，奧古斯都根據羅馬從奴隸製城邦發展成龐大奴隸製帝國這一基本變化，對原有不適應新形勢要求的政治製度作出了改革，並采取了一係列順乎形勢的內外政策，開創了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麵，為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創造了一定條件，從而使羅馬奴隸占有製社會臻於鼎盛。詩人在致這位皇帝的書信中，不是毫無根據地頌揚他的治理勝過希臘：
但陛下聖壽無疆，普天下萬民敬畏，
用您的令名宣誓，立宗廟馨香頂禮，
承認古往今來誰也不能同您媲美。
您的臣民在這方麵可謂聰明正直，
尊您為萬民之主，遠勝希臘的揆席。[31]
詩人這樣頌揚奧古斯都的功績，不能說是純粹出於諂媚，因為從賀拉斯畢生的言行來看，他還是堅持個人人格的相對獨立和自尊的。他確是意識到隨著羅馬帝國的建立，羅馬國家創造了超過古希臘的業績。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對當時在其他方麵流行的崇古非今，崇希臘非羅馬的“準尺”表示強烈的不滿：
但是在其他方麵卻用不同的準尺：
除了過往的光華，一去不返的東西，
今日的一切成就，他們都棄如敝屣，
懷抱著吊古熱情，迷戀於斷碣頹碑。[32]
特別表示憤慨的是，有人甚至將羅馬古老的十二銅表法、宗教法典、文藝作品等文化創製，歸結為來自古希臘的詩神的啟示：“硬說是詩神繆斯在阿爾斑山崗上的啟示。”[33]正是基於這種要求，他著眼於製定與羅馬帝國文治武功相配的獨立的民族文化形態的理論，詩人探討了古和今、希臘和羅馬、傳統和繼承、繼承和創新間的關係。
一 傳統和創新
詩人的這項討論，既有上述宏觀上的時代背景，又與他自己的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當時有人指責他的《長短句集》和《歌集》缺乏創造性，僅僅是希臘範本的模仿時，他在有關的書信中進行申辯，聲稱：他的詩作不是粗鄙和奴隸般的模仿，而是遵循偉大希臘詩人們運用的準則。[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