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年）的《包法利夫人》，差不多是最令20世紀讀者欲罷不能的19世紀法國小說。他出身於外科醫生家庭，自小對解剖屍體習以為常，18歲時到巴黎攻讀法律，但是很快專心致誌於文學，1845年父親去世後，他搬到家鄉盧昂近郊，埋頭寫作，畢其一生。小說藝術上，福樓拜的風格無疑最接近作者隱蔽起來，客觀寫實不作評點，不使作者主觀情感滲入字裏行間的現實主義冷峻作風。這一點不但毫不相似於巴爾紮克貶惡揚善決不含糊的風格，甚至都少有狄更斯的幽默和薩克雷的諷刺。所以比照高爾基為之命名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美學立場，福樓拜的小說因其對社會批判的含蓄化，及其對藝術美本身的刻意追求，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在這一時期法國小說中的退潮，如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就說過與巴爾紮克與司湯達不同，福樓拜的現實主義是在爬行這樣的話。但是顯而易見，在今天看來，法捷耶夫式同政治結緣過深的現實主義，魅力遠比不上福樓拜更看重藝術規律本身的現實主義風格。
福樓拜的美學思想主要見於他的大量書信之中，在當時知曉者不多。福樓拜去世後的六年中，他的《致喬治·桑書信集》和他本人的《書信集》相繼刊行，他的現實主義美學理論，才比較翔實地顯露了出來。《致喬治·桑書信集》收集的是1875年至1876年間他與他所敬重的浪漫主義前輩作家喬治·桑的論爭書信。書信中福樓拜這樣描述他和喬治·桑文學和美學觀念的分歧：喬治·桑是事無巨細，一下子就升到天空，再從天空下降到地麵，總之根據先入之見，根據原理和理想出發；可憐的他則是膠著在地麵上，好像穿了一雙鉛底鞋無法飛升，一切都在刺激他、**他。這一分歧久被認為也是19世紀法國小說中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美學主張的區別。喬治·桑勸過福樓拜多寫善良、美好的東西，卻始終沒有說服他放棄如聖伯夫所言，操筆猶如手術刀，來如實解剖社會的客觀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