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年）的聲望大致可以同塞尚和凡·高比肩，公認是後印象主義畫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與塞尚和凡·高有所不同，高更的美學思想明顯已經越出後期印象主義的範域，而同在文學領域勢頭更為鋒銳的象征主義遙相呼應起來。比較同時代的羅丹，可以說兩人雖然都處在傳統與現代藝術的交匯點上，但是無疑高更的美學是更為強烈地預示了20世紀的藝術精神。
高更家庭背景的文學色彩似較藝術色彩更要濃鬱一些。他的父親是新聞記者，外祖母算得上是位女權主義作家。高更17歲就隨商船去過南美洲，當過水手，23歲受雇於巴黎證券交易所，後來成為卓有信譽的經紀人。27歲之前他沒有碰過畫筆，對理論的興趣遠較創作實踐為重。他同阿爾伯特·奧裏埃（Albert Aurier）的先鋒派刊物《現代主義者》的圈子關係密切，就是後來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島上做"野蠻人"的時候，還寫過若幹長文，就藝術、社會和宗教問題抒發己見。他熟讀古典作家，所以不奇怪即便在他"逃離"歐洲文明的時候，還定期收到權威文學刊物《法國信使》。他甚至自己編輯出版過文藝批評的小報，在殖民地的上層圈子裏散發。因此高更雖然後來否認受過當代作家任何影響，但是這影響其實是存在的，不但見於他的理論文字，同樣也見於他的繪畫題材，如1898年創作的名作《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什麽？我們到哪裏去？》
高更的美學思想名之為"綜合理論"。他反對印象主義畫派臨摹自然的主張，認為藝術家應當自己選擇對於他有意義的那部分自然，同時傾注入藝術家鮮明的個性，簡言之即是把對選擇觀察所得到的形和色加以綜合。這一由表及裏，通過現實來寫神秘的思想與當時流行的象征主義詩學固然是互為呼應，但其間也有所不同。1885年1月14日他在給友人艾彌爾·舒弗奈克（Emile Schuffenecker）的信中，就感覺和情感問題表達的看法，便可見一斑。艾彌爾是高更在銀行裏的同事，先於高更辭職投身繪畫，後來多在經濟上資助高更。1884年至1885年正在高更極其困難的時光，當時他賴以為生的妻子一方的親戚頻頻向他施加壓力，逼迫他扔下畫筆，重覓商機，高更作過幾次嚐試，但是都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