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漢時期，人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已經提出了各自的見解，而孔子、孟子、司馬遷、班彪、班固等人的見解尤其具有時代的特點，並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時期，人們已經具有通過閱讀史書和文獻而認識曆史的思想。[1]東漢班彪因司馬遷作《史記》而受到啟發，更加明確地指出史書對於人們認識曆史的重要作用，他說：“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2]這把史書對於人們能夠“知古”“觀前”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了，而且還把這種作用比之於“聖人之耳目”。
魏晉以後，隨著中國史學的不斷發展，其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也不斷深入，顯示出一定的理論特色。大致說來，這種認識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一是注重總結曆史經驗，作為當時社會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的參考；二是重視製度史的撰述，從製度層麵闡說治國安邦之道；三是闡述史學乃是人們認識曆史、傳承文明的路徑和載體。這三個方麵，都貫穿著史學的求真與經世，以及人們讀史有裨於畜德與明道的思想傳統。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人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更開闊的認識，因而在理論上也有了新的進展。這裏，我們著重討論第三個方麵的問題。
中國史學表明，從史學出現以後，它事實上在發揮著幫助人們認識曆史同時也在承擔著傳承文明的作用。但是，當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能夠自覺地從理論上認識這一點，並準確地把這一認識表述出來，那是南北朝以後的事情了。南朝梁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開篇寫道：“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意謂今人要知道往古之事，依靠的是“載籍”。當然，這裏說的“古”含義是很寬泛的，包括“載籍”中所記錄的遠古的傳說。但從劉勰所記的性質來看，“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無疑是一個精練的確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