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的秦國為什麽能夠擊敗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它為什麽又招致速亡？
關於這個問題，司馬遷在《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中，並沒有以自己的口氣做許多評論。他隻是在《秦始皇本紀》的後論中簡略而含蓄地寫道：“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這兩句話，既概括地寫出了秦國發展、強大的過程，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負，也隱約地揭露了他蔑視曆史、目空一切、專橫自恣的政治品質。從根本上說，這兩句話也就是對《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所記秦國曆史的一個總結。接著，司馬遷大段引用了漢初賈誼的《過秦論》，並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顯然，司馬遷是同意賈誼《過秦論》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賈誼的看法來回答上述問題的。這是司馬遷曆史評論的一種獨特的形式。
那麽，從秦國發展成為秦皇朝後，為什麽反倒招致速亡呢？賈誼認為，這完全是執行了錯誤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賈誼認為，“兼並”時期與安定時期應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與守不同術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這個道理，用對付六國諸侯的辦法來對待民眾，這是極大的錯誤。第二，“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企圖用愚民政策來鞏固“萬世之業”，卻沒有製定出如何進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這跟秦國曆史上曾經實行過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變法時實行的有關政策相比，自是一個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諱之禁”，拒絕諫謀。賈誼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錯誤，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來的，即“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這是因為“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人們隻好“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這種緊張的政治局麵，同戰國時期各國國君廣攬人才、認真聽取各種富國強兵之道的生動活潑的政治氣氛實有天壤之別，就是同後來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於納諫的情況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賈誼感歎地說：秦末，“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秦二世時，非但不知改弦更張，反而使這些錯誤的做法有增無減。在這種情況下，陳勝等人“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3]，最後導致秦皇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