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論“史法”、朱熹論讀史，都包含了史學批評的思想和方法，且亦各有特色。
葉適在他的讀書劄記《習學記言序目》中，有許多關於“史法”的議論，並對《春秋》、《左傳》、《史記》以下，至兩《唐書》、《五代史》，均有所評論。葉適反複論說，董狐書趙盾弑君事、齊太史書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當時史法”，或稱“舊史法”，但孔子也有所發展。他認為：
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嚐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107]
他根據這個認識，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見解：“《春秋》者，實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葉適的這個見解趨於平實，不像儒家後學或經學家們賦予《春秋》那麽崇高而沉重的神聖性。
葉適“史法”論的另一個要點，是批評司馬遷著《史記》而破壞了“古之史法”，並殃及後代史家。通觀他對司馬遷的批評，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麵：第一，司馬遷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製”，“史法遂大變”。第二，司馬遷“不知古人之治，未嚐崇長不義之人”，故其記項羽“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108]。第三，司馬遷“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這是“史筆之未精”；至《隋書》述楊堅“始生時‘頭上角出，遍體鱗起’”，足見“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甚矣！”[109]第四，以往《詩》、《書》之作都有敘，為的是“係事紀變，明取去也”，至司馬遷著《史記》，“變古法，唯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淺近複重”，“其後史官則又甚矣”，可見“非複古史法不可也”[110]。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馬遷“變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111]。像這樣的批評，還可以列舉一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