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史家的曆史撰述，除在元修《遼史》中還可見一些蹤影外，流傳下來的隻是一鱗半爪了。私人記事之作，隻有一部王鼎撰寫的《焚椒錄》1卷，所記之事是有關遼道宗宣懿皇後被誣陷冤死一案的始末。王仁俊《遼史藝文誌補證》稱“今存疑偽”，然一般認為它並非偽作。這是一件宮禁要案，但《焚椒錄》畢竟是出於後人的追記。而從《遼史》紀傳所反映的情況來看，遼代史學活動同政治活動的關係至為密切，史學在遼朝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第一，是總結前朝的曆史經驗，作為本朝政治統治的借鑒。遼聖宗即位後，很留心於唐朝的統治經驗，並閱讀《唐書》中的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紀。遼大臣馬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後來他看到遼聖宗“擊鞠無度”，乃上書聖宗，從“親親之道”講起，然後講到如何“以隆文治”、致“二帝之治”，最後是諫“以球馬為樂”有“三不宜”。這樣的陳述，可能更便於接受，所以遼聖宗讀到這篇上書後，“嘉歎良久”。遼朝君臣以唐太宗君臣為榜樣，探討致治之道，這說明唐代曆史的影響之久遠，也說明史學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教材。
第二，是以本朝前主的曆史經驗教訓規勸當時的統治者。遼興宗時，史臣蕭韓家奴在這方麵是很突出的。史載：“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嚐不諫。”[134]他善於以本朝先主的事跡來規勸、諫諍當朝皇帝，以改進政治作風。另有馬哥，以散職入見興宗，興宗問他：“卿奉佛乎？”馬哥回答說：“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興宗聽了很高興。[135]可見遼朝君臣對於本朝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是很重視的。
第三，是以曆史撰述樹立政治典範，起到社會教育的作用。早在耶律德光時，就有人“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當時很有政治聲望和道德聲望的耶律吼，就是所謂“七賢”之一。[136]大康年間，耶律孟簡上表道宗稱：“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他還編寫了耶律昌曷魯、耶律屋質、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上奏。道宗命置局編修。耶律孟簡對同事們說：“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範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137]耶律孟簡重視以曆史垂訓後世的思想，以及關於“史筆天下之大信”的認識，都是可取的。他對左氏、司馬遷、班固、範曄的誤解，很可能源於韓愈的《答劉秀才書》，所以也是不足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