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鑒》學的發展
南宋時期開始形成的《通鑒》學，在元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據錢大昕《補元史藝文誌》卷二編年類所考，關於《通鑒》方麵的撰述有：
郝經：《通鑒書法》；
金履祥：《通鑒前編》18卷；
何中：《通鑒綱目測海》3卷；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294卷，
又《通鑒釋文辨誤》12卷；
尹起莘：《通鑒綱目發明》59卷；
王幼學：《通鑒綱目集覽》59卷；
劉友益：《通鑒綱目書法》59卷；
徐昭文：《通鑒綱目考證》59卷；
金居敬：《通鑒綱目凡例考異》；
吳迂：《重定綱目》；
徐詵：《續通鑒要言》20卷；
曹仲楚：《通鑒日纂》24卷；
董蕃：《通鑒音釋質疑》；
潘榮：《通鑒總論》1卷；
汪從善：《通鑒地理誌》20卷。
以上，凡16種[19]。可惜這些書大多已佚，留存至今的主要有《通鑒前編》、《音注資治通鑒》和《通鑒釋文辨誤》等。
《通鑒》學在元代的發展，跟統治者重視《資治通鑒》一書，自有一定的關係。元世祖時，置諸路蒙古字學，對諸路官員子弟之入學者及民間子弟願充生徒者，“以譯寫《通鑒節要》頒行各路，俾肄習之”[20]。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鑒》、《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複敕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21]。這說明，不論在科舉方麵還是在一般教育方麵，《資治通鑒》都是作為重要的內容而受到提倡。元代《通鑒》學的發展，離不開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
元代的《通鑒》學，也反映出了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不論是注，是論，是補作、續作，它們都表明《資治通鑒》在史學上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宋、元之際的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認為，北宋劉恕撰《資治通鑒外紀》記《通鑒》上限以前之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於是他采用邵雍《皇極經世曆》和胡宏《皇王大紀》的體例，損益折中，“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係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鑒》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鑒前編》。金履祥對於此書很自信，曾對門人許謙說：“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明代學者也稱其“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22]。此書旁征博引，對古代史事的考訂用力甚多。但對“共和”以前史事記述不如劉恕以《疑年》處置穩妥，而“援經入史”亦非史家所尚，其於“好奇”亦不減於劉恕[23]。論者多以金履祥為南宋人，而元修《宋史》不曾為其立傳，這是把他視為本朝人；明修《元史》為其立傳，表明明人是尊重了元人的看法，錢大昕亦遵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