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端臨撰《文獻通考》
杜佑《通典》巨製，大為後人欽慕。宋時，已有學人續作，因其平庸而不傳於世。真正繼承和發展了《通典》撰述規模的，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大約始於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後，曆時20餘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成書。延祐五年（1318）十二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楊某向奉旨尋訪“道行之士”的王壽衍推薦《文獻通考》一書，希望“早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次年四月，王壽衍即將已經“謄書於楮墨”的《文獻通考》隨表上奏朝廷。泰定元年（1324），《文獻通考》刊印於杭州西湖書院，正式麵世。[26]《文獻通考》自始撰至刊印，曆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六朝，首尾約40年。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明確的史學思想作為指導。其要旨大致有三條：第一，是主張“會通因仍之道”。他認為：“《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製。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27]他說的“會通因仍之道”，至少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理亂興衰”，二是“典章經製”。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十分推崇《資治通鑒》和《通典》二書。他指出：“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這是前一個方麵的“會通因仍之道”。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這是後一個方麵的“會通因仍之道”。他進而認為，這兩部書並不是盡善盡美的：司馬光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製。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馬端臨史學思想的高明之處，是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通鑒》和《通典》所承擔的任務及所產生的曆史條件，所謂“著述自有體要”，所謂“時有古今，述有詳略”，稱得上是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