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以“文獻”名書，其著意於文獻是極顯然的。清乾隆《重刻文獻通考序》說：“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考核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製度張弛之跡，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28]這一段話，主要是從文獻方麵評論了《文獻通考》的價值，肯定了它在曆代製度的薈萃、綜統上的會通、賅洽、考核、持論的成就。清代四庫館臣幾乎對《文獻通考》各考都指出了失載、闕略處，但總的來說，還是認為此書“大抵門類既多，卷繁至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按類而考。又其所載宋製最詳，多《宋史》各誌所未備；按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29]。這裏指出了兩點是很重要的：第一，《文獻通考》敘宋代典製最詳，不少是《宋史》各誌所未能包括的。以《文獻通考·錢幣考二》與《宋史·食貨誌下二》、《食貨誌下三》所論錢幣、會子相比較，則前者援引元豐間畢仲衍所記“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的名稱、地點及鑄錢數，以及“銅錢一十三路行使”、“銅鐵錢兩路行使”、“鐵錢四路行使”的名稱，後者均不載；而前者所敘交子、會子、川引、淮交、湖會，亦遠比後者為詳。他如《學校考》因是從選舉門析出，其論宋代地方學校之盛，更非《宋史·選舉誌》所能包容。至於《經籍考》因列舉評論，卷帙浩大，自非《宋史·藝文誌》僅限於著錄書目所能比擬。
第二，是《文獻通考》比《通典》詳贍。這主要反映在3個方麵。一是《通考》接續了自唐天寶之末至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製發展的曆史；二是補充了《通典》不曾論到的5個門類；三是改變了《通典》以“禮”占全書半數的格局而大大充實了所析各門類的分量，如《兵考》主要敘曆代兵製，亦為《通典·兵典》所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