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三史詔與《三史凡例》
元代官修史書，除政書、實錄外，修撰遼、金、宋三朝正史，更是一項巨大工程，其成就也在政書和實錄之上。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已有修撰遼、金二史的動議。翰林學士承旨王鶚首倡此議，他向元世祖建議說：
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
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40]。王鶚對史學的認識是很深沉的，而世祖接受他的建議，也反映出了政治家的曆史意識。故至元元年（1264）二月，有“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的措施；九月，有“立翰林國史院”[41]之舉。元滅南宋後，又不斷有修撰遼、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見成績”[42]。究其原因，主要是“義例”，即三史之間關係難以確定。當時人們的主張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宋為正統，仿《晉書》體例，以遼、金為載記；一是效《南史》、《北史》之法，以北宋為宋史，南宋為南宋史，遼、金為北史。所謂“義例”，本質上是正統問題。[43]元後期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脫脫等人再次奏請修撰遼、金、宋三史，順帝隨即下達有關修撰三史的詔書，此事才獲得實質性進展，並陸續撰成三朝正史。其間，三史凡例的確定實為關鍵所在。這上距修遼、金二史之議，已近80年了。
修三史詔著重講了纂修遼、金、宋三朝曆史同元朝統治的關係，指出：遼、金、宋三朝“為聖朝（指元朝）所取製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代盛典”。這是明確表明了元皇朝的現實同遼、金、宋三朝曆史的聯係。詔書還強調了要選拔“文學博雅、才德修潔”的人參與纂修，同時任命右丞相、監修國史脫脫為都總裁，並任命了總裁官和提調官，負責修史事宜和提調、購求遼、金、宋三朝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等散在四方者。詔書最後要求總裁官、修史官商訂修史凡例。這篇詔書，顯然是總結了數十年中議修三史的得失，故對修撰宗旨、史職任命、文獻搜求、撰述凡例幾個重要方麵，都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這是修撰三史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的政治和組織保證，它在史學史上應當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