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210卷，含本紀47卷、誌58卷、表8卷、列傳97卷，記載了從成吉思汗至元順帝約160年間蒙古、元朝史事，而以記元朝史事為主，是明朝官修前代史的代表性著作。
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十二月朱元璋即詔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十月，全書告成。在中國史學上，一個新的皇朝建立之初，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寫出了前一個皇朝的曆史，是不多見的。這反映了朱元璋和明初統治集團對於修撰元史之重要的現實意義，有極深刻的認識。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開局修撰元史時，朱元璋對廷臣們說：“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他又麵諭參與修史諸儒，說：“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他敘述了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而此後，“至其季世，嗣君荒**，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8]。從政治鬥爭來看，這是一個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曆史的評論。但朱元璋的話更有另一層深意，即不僅僅是為了“記成敗”，還有“示勸懲”的目的。“勸懲”的範圍，包括一切“君臣行事”。“記成敗”是為了說明曆史，“示勸懲”為的是警戒當今。朱元璋十分懂得史學同政治、曆史同現實的這種關係，故於立國之初就提出了修撰元史的事情。從史學上看，朱元璋的話反映出他的深刻的曆史意識，其中包含著自身的行為，也有將“是非公於後世”的思想。他說的“直述其事”、合於“公論”，也符合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總的說來，一個開國之君，不僅講到了前朝曆史的經驗教訓，而且講到了修撰前朝史的現實意義和對於史學的一般認識，在朱元璋之前，也隻有李淵、李世民等少數幾個人能夠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