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稗史，是泛指野史和記述曆史瑣聞、社會風物的筆記。野史，一是相對於官史而言，一是內容、形式不拘。唐人沙仲穆著有《大和野史》，是史學上最早以“野史”名書的散文筆記。自漢魏以來已有這種體裁，到唐宋而達於極盛；明清兩代的筆記，種類繁多，至今還不能說出準確的數目。[43]《明史·藝文誌》著錄明代的稗史一類的撰述，主要見於史部雜史類和子部雜家類、小說家類。如祝允明《九朝野記》、沈德符《野獲編》（即《萬曆野獲編》）、蔡士順《傃庵野鈔》、李遜之《三朝野記》、孫繼芳《磯園稗史》、王世貞《明野史匯》、黃汝良《野紀矇搜》等（以上雜史類），都是明確標為野史或稗史的，而更多的書則沒有標出“野”、“稗”字樣。而小說家類則多以“漫筆”、“漫錄”、“雜記”、“雜談”、“雜言”、“雜錄”、“隨筆”、“筆談”、“叢話”、“叢談”等名書，說明撰者的不拘一格。《明史·藝文誌》雜史類著錄215部、2232卷；雜家類著錄67部、2284卷；小說家類著錄128部、3317卷。這些書，並不都屬於稗史，但稗史一類的書卻占了不少分量。同時，也還有不少流傳下來的明代稗史，是《明史·藝文誌》沒有著錄的。這些書，一則可以補官史之不足，再則因其數量之多而擴大了同社會接觸的層麵。
明代稗史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皇朝掌故、社會風俗、重大事件、曆史人物是幾個主要的方麵。舉例說來，如餘繼登（字世用）撰《典故紀聞》18卷、陸容（字文量）撰《菽園雜記》15卷，是以記明朝故實為主的著作。《典故紀聞》的特點，是在記事方麵考慮到以時間先後為序：卷一至卷五記洪武朝事，卷六至卷七記永樂朝事，卷八記洪熙朝事，卷九至卷十記宣德朝事，卷十一至卷十三記正統、景泰、天順朝事，卷十四至卷十五記成化朝事，卷十六記弘治、正德朝事，卷十七記嘉靖朝事，卷十八記隆慶朝事。這給人以曆史的脈絡和整體的感受。作者友人馮琦為此書作序，概括此書記事的原則是：“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為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為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44]作者所關注的，主要是“大政大本”、“於世為急”的“典故”。如卷二記明太祖總結漢、唐教訓，建立嚴禁宦官幹政的法度，卷五記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減少親王以下各級宗藩“歲祿”的措施並明載具體數字，卷九記宣宗與臣下論政等，都是關係大政大本的。《菽園雜記》的特點，一是不僅記朝廷故實，也記地方風俗；二是不僅記事，也記人；三是不僅論今，而且說古，顯示出作者獨立的曆史見解。本書卷五記洪武、永樂、成化三朝京營設置大略，卷九記成化以前巡撫、總督的增設、名目和職守，都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其卷一記吳中俗諱，卷三記江西民風勤儉，卷十記明代刻書之盛與濫，卷十二記嚴州山中用水輪灌田，卷十三記江南各郡種植情況以觀民俗等，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明代社會人們的生產、生活和風習，也都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時人王鏊稱：“本朝紀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為第一。”[45]這話不免誇大，卻也反映了此書在當時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於本書提要說：“是編……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這是從史學上評價了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