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的通俗形式
在明代，史學走向社會深層，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即史學獲得了更加豐富的通俗形式，從而使這時期的曆史教育也具有新的特色。
大致說來，明代學人在使史學取得通俗形式方麵所做的工作，是對前人曆史撰著的節選、摘錄、重編，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節本、選本、摘抄本、類編本、重撰本等，名目繁多。
關於節選舊史，有通史、皇朝史和史論。馬維銘撰《史書纂略》220卷，取“二十一史”本紀、列傳，各撮取大略，依通史體例，匯成一書。姚允明撰《史書》10卷，自三皇迄於元代，采集史文，節縮成書。這是通史性質的；關於皇朝史方麵的，如茅國縉撰《晉史刪》40卷，錢士升撰《南宋書》60卷，王思義撰《宋史纂要》20卷，張九韶撰《元史節要》14卷等，都是根據原史節選、縮寫而成。這些書，或刪之過簡，或不明史例，質量都不高，也談不上有什麽創造性。關於史論，有項篤壽的《全史論讚》80卷，有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論讚輯要》和沈國元的《二十一史論讚》，各36卷，都是節選曆代正史史論會輯成書。其中沈國元還加以圈點、評議，他的評議如同批選時文，未見有多少史識。這一類書，未可作為著作看待，它們的產生，都是因舊史分量繁重欲求其簡。從這一點看，它們還是反映了社會的需要。
關於摘抄舊史。明人的史鈔，既多且雜，摘抄的內容大多因人而異，有的甚至是隨意雜抄，沒有多少價值。也有一些史鈔，是反映了摘抄者的興趣和目的。如茅坤的《史記鈔》65卷，是刪削《史記》之文並略施評點，反映出摘抄者對於古文的興趣。趙維寰的《讀史快編》44卷，是於諸史中摘錄其新異之事，始於《史記》，迄於《新唐書》，反映了摘錄者獵奇的主旨。楊以任的《讀史集》4卷，是摘錄、編輯諸史中事跡之可快、可恨、有膽、有識者，分為4集，每條之下略綴評語。有龔一柱序，稱：“古今記載皆史也，要在出於喜怒哀樂之自然者也。夫是，則率性是史，又何俟讀？讀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後古人而鑒其情也。”[55]這大致寫出了編錄者的目的。這一類書中，還有不少是著眼於史書的字句、辭藻的，如淩迪知的《〈左〉〈國〉腴詞》、《太史華句》、《兩漢雋言》即是。它們對傳播完整的史事起不了什麽作用，但畢竟還是擴大了史書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