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曆史教育，在科舉考試這一重要環節上，遠不如前朝重視。據《明史·選舉誌一》載，明代的學生，主要誦讀“四書”、“五經”、《通鑒》，以及《禦製大誥》、《皇明祖訓》及本朝律令。除《資治通鑒》外，史書難得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顧炎武有“史學廢絕”的感歎。從《明史·選舉誌》所反映出來的情況，史學在明代科舉中的位置，是連遼、金二朝也不如的。
明代曆史教育的另一個特點，是最高統治者對功臣、勳貴的曆史教育極為重視。從明太祖到明宣宗，詔命臣下編集了不少這方麵的讀物，通常稱為有關的“錄”或“鑒”。《明史·藝文誌二》故事類著錄：太祖《禦製永鑒錄》1卷（訓親藩）、《紀非錄》1卷（訓周、齊、潭、魯諸王）。《祖訓錄》1卷（洪武中編集，太祖製序，頒賜諸王）。《宗藩昭鑒錄》5卷（洪武中陶凱等編集）。《曆代公主錄》1卷（洪武中編集）。《世臣總錄》2卷，《為政要錄》1卷，《醒貪簡要錄》2卷，《武士訓戒錄》1卷，《臣戒錄》1卷（俱洪武中頒行）。《存心錄》18卷（吳沉等編集）。《省躬錄》10卷（劉三吾等編集）。《精誠錄》3卷（吳沉等編集）。宣宗《禦製曆代臣鑒》37卷、《外戚事鑒》5卷。以下著錄的還有：李賢《鑒古錄》1卷、夏寅《政鑒》30卷、顧讚《稽古政要》10卷、張居正《帝鑒圖說》6卷、張銓《鑒古錄》6卷等。這些書，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定的主題、根據前人的曆史撰述編錄而成，少有創新。它們有一個大致相同的編錄思想，即“善惡以為鑒戒”。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文字通俗。以上三條，是這一類書的共同特點。舉例說來，如《永鑒錄》一書，凡分六目：篤親親之義，失親親之義，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立功國家，被奸陷害。前二目訓朝廷，後四目訓諸王。每條各舉古事，而以俗語闡說，以便於通曉。[56]可見，這一類書，也是明代史學之通俗形式的一個方麵。從這些書的編集和頒行來看，明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大臣、貴戚們的曆史教育的重視，可以認為是超過前朝的。而張居正所編的《書經直解》和《通鑒直解》，同他的《帝鑒圖說》性質一樣，又都是為了對皇帝講述曆史經驗教訓而編纂的通俗讀物。